败落的国度：失望与希望

J.Poomkudy塔城译高塔与守城者 2020-10-11

译者的话：

这周塔城翻译了一篇来自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的文章，讨论神学和政治相关的内容。作为译者，我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比如不认同文章中一些关于行善和自由意志的内容）。但文章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分享出来，盼望读者带着分辨的心阅读与思考，欢迎留言探讨。

本文由塔城翻译自 Jeffrey Poomkudy文章

失落的美利坚：从奥古斯丁学到的功课

Why States Fail: Lessons from Augustine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美国归正神学家、学者）曾说过：“人之悲剧在于他能构想出一个完善的自我，却无法将其实现。”[1]尽管人类能够想象和构思一个完美的社会，人类之存在却促成了一个个失败帝国的叙事。我们不断完善着政府体系，并且推进着无差别的人权宣告，然而，冲突和纷争仍然永无休止。不公正总是昂扬着它丑陋的脑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造成社会的不和睦。

在人类历史的宏大构建中，文明社会总是在不可思议的模仿着那些构建它的人类：美好却有深刻缺陷；聪慧却陷入反复的无知；创新却惊人的短视。人类文明的确十分类似“人类”。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需要一种还原论的方法 —— 审视社会中最为基本的单元，即构成社会的个体。将人们联络一起的是一些具体的品质，这些品质定义了人之本性。一旦我们能够查明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才能够开始理解社会为什么会有无尽的问题。

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公元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从神学和人的角度详尽的解释了人之本性。在他的代表作《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记述了他在罪中的挣扎以及归信基督信仰的经历；在《上帝之城》中，他帮助我们洞悉人类社会的缺陷。《上帝之城》是为了回应一种异教观点 —— 410年罗马被攻占是一种对罗马归信基督教的惩罚[2]。在那之前，罗马被视为永存之城，人之完美在那里被视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3]。在《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探讨了人性、原罪，并研究了政治的本质。查考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蓝本有助于我们解释人之本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体制之痼疾。

奥古斯丁政治哲学的基本是：我们无法在这世界上创造一个完美的政治体系，因为人性倾向于罪。对权力和统治的欲望（a libido dominandi）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治，这导致了权力漩涡中的永恒挣扎[4]。这种欲望是人类之城（Civitas Terrena）的根基，人类社会永远无法享有永久的平安和持续的正义。而上帝之城（Civitas Dei）却是永恒的平安和正义之地，但却只有在末后才能够达到。在上帝之城，神圣的律法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至于高古斯丁的社会分析是否准确，深入考量这些思想尤为重要。这些如何应用于基督徒的世界观？它们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任何的政治体系而言，最基础的单位都是个体。我们的政治系统即是“我们”的反映，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真正认识自己。奥古斯丁将我们的本性归纳为“堕落的人性”，或者说原罪。在基督教传统中，所谓的“原罪”指的是：人类背离上帝，并将自己的意志与欲望当成其存在的中心[5]。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反叛，最初导致了本体意义上人性的转变，使人性与情欲联姻[6]。

情欲是堕落人性的核心，天主教要理问答将情欲定义为“感官欲望的活动，与人类理性的运作相反”[7]。简单来讲，情欲就是我们背离理性的机制，而趋向于罪与邪恶。情欲本身并不构成罪，但它却使人趋向于犯罪[8]。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情欲是一个灵与欲望交战的地方。奥古斯丁写到，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一个人有可能克服情欲[9]。奥古斯丁借由日常经历阐述了情欲的现实。总之，我们总是轻易的遗忘、懒惰、无知，却很难专注、勤勉、博学[10]。

奥古斯丁认为，情欲使我们成为被定罪的一群人（massa damnata），并让我们永远处在机能失调之中[11]。由于情欲，我们生来自私 —— 天然的倾向于追求自利。在政治的层面上，我们利用权力来实现自私的目标。奥古斯丁主张，人类对统治或权力的欲望因此也成为了政治体系的污点。不同的群体为控制权互相争夺，政治系统就是这样一种权力中的挣扎。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在个人生活中，就算是一点点，我们也想要在任何方面变得强权。我们想要比其他人更强壮、更受尊敬、更成功。我们倾向于厌恶那些比我们好的人，嫉妒那些比我们拥有更多的人。而所有这些都是情欲的果子。正是因为社会就是由我们这样一群人构成，所以社会就反射出这群人的偏好。

在日常的生活和关系里，如果我们倾向于渴望权力、尊重、自我利益，那么我们则无法期望我们的政治结构有力量抵抗对统治权力的欲望。举例而言，当我们考虑美国的光荣建国时，我们并未给予一些事实足够的重视 —— 我们对待本土美洲人的野蛮权力欲、天命扩张政策（Manifest Destiny）、18世纪的帝国主义倾向。即使在民主制度里，权力也会被多数人用于奴役和征服。而今天，议会里的个体们仍旧利用不屑的阻挠来维持自己和他们所属党派的权力。

此外，情欲还会通过提供行为的内在动机来腐化我们的美德。尼布尔指出，人类独有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在关怀他人的借口下追求权力：

人们倾向于用表面上的价值来标榜自己和同胞的道德，将自私自利隐藏在假冒的价值忠诚背后。压倒一切的自我利益极为普遍。人类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他们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对同胞的义务，以至于他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要假装自己在服侍同胞。[12]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道德政治研究》（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中，尼布尔分析了政治体制的不完美和两个城的观念，并将它们与情欲的概念放在一起分析。尼布尔认为，虽然个体能够克服情欲的倾向（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依靠神的恩典，这是可能的），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却是不可能的。

大众群体无法抵抗情欲的冲动，原因是“建立一种理性的社会动力”而不受天然倾向的影响，这本质上是不可能的[13]。社会是利己主义综合体的产物，一种放大的、更强的利己主义[14]。尼布尔解释到“任何的人类群体都有更少的理性去引导和控制冲动，更无力自我超越，更没有能力理解其他人的需要。因此，相比在个人关系中所表现出的自利主义，群体更加无节制的自私自利。”[15]

正如一个团队的水平取决于它最弱的那一环，一个社会的水平也最多跟其中最糟糕的人一样好。尼布尔著作中的观点构成了今天“基督教现实主义”这种政治观点的基础。这种政治原则影响了美国许多不同立场的从政者，比如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16]。基督教现实主义主张，由于社会无力抵制情欲的整体性力量，而具有固有的混乱倾向，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反映上帝国度的、长久的、正义的政治体系。

换言之，在地上不可能建立起上帝之城（Civitas Dei）或者任何相近的建制。这跟尼布尔时代所流行的自由派现实主义截然不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采取的自由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质上是无私的；暴力和其他的恶行并不是人性缺陷造成的，而是罪恶的机构倡导了自私的行为[17]。此外，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道德化的机构能够大大减少战争[18]。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即诞生于这个理念，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深植于此。尼布尔的现实主义与自由派现实主义互相对立，尼布尔反对人类可达到完美的观念。历史学家 Arthur Schlesinger Jr.这样写道尼布尔：

他对于罪的强调震惊了我们那一代人，我们成长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即人类无罪并可以达到完美。我们没有准备好迎接希特勒和斯大林、种族灭绝、集中营和古拉格（gulags，译者注：苏联负责管理劳改营的机构）。人之本性显然具有堕落和美德两个部分。尼布尔令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本性和命运。他告诉我们，主宰的权力强烈的服从于自利、自欺、自义的诱惑。权力需要被权力制衡[19]。

对于同意奥古斯丁和尼布尔观点的人来说，应当怎么行动呢？奥古斯丁会说，上帝之城的任何真信徒在人类之城中都只能是一个寄居者。耶稣基督自己也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20] 圣彼得重述了这些观点：“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21] 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应该顺服这些破碎的政治权力，不干涉世俗政府，并效法基督的忍耐和对属世权柄的顺服。他们应当一心的为上帝之城而生活，在那里，荣耀单单从上帝而来，并伴随着永恒的平安。

总的来说，奥古斯丁的思想为历世历代的破碎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解释。然而，他对于人性的刻画、现实都非常悲观。在没有上帝帮助的情况下，奥古斯丁将人行善、对抗情欲的能力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他的观点将摩尼教观点（即人性本恶）和伯拉纠主义（人类没有原罪、没有神圣的帮助也可达到道德完美）观点联系在了一起[22]。在奥古斯丁归信基督教之前，他抱有摩尼教的思想，因此他对人性的看法受到了一些摩尼教的影响[23]。

似乎正因为这种影响，他认为人类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制服其堕落的本性而有能力行善。然而，这种观点要立住脚，则很难不陷入决定论。宣称我们有自由意志，同时又宣称我们在没有上帝恩典的情况下无法选择行善，这两者是矛盾的。情欲真实存在，并且通过推动我们犯罪来削弱了我们的自由意志，但天主教神学和神圣正义的中心是人类有能力通过他们的自由选择来行善。神圣正义所要求的认识神、爱神需要神圣的恩典，但是借由自由意志我们能够克服本性并选择接受让我们成为义的恩典。因此，奥古斯丁的观点低估了人类能够独立行善的能力。

奥古斯丁的思想也具有消极的实践意义，它会导致任何政治体系都不可行。人们（特别是基督徒）应该消极服从政权、等候上帝之城，这种想法对于社会体系可能是有害的。政治冷漠有可能导致更多的苦难、腐败、暴政。政治参与是唯一一个阻止暴政发生的途径。良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有益于促进社会公平。上帝之城可以成为一个范式，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将耶稣基督对于社会生活的教导融入到个人生活中，以此建立更好的社会价值。

奥古斯丁的观点有缺点，但是，他整体的思想却值得深思。奥古斯丁的悲观主义在一种意义上使人感到安慰：他展现出我们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有缺陷的，它们的缺陷在根本上不是由某一些具体的行为造成的。并且，认识到人性的缺陷、政治乌托邦的绝无可能，根本上会改变我们对政治的态度。卸下了体制完美的重担，人们便能够在制度的不完美中追求正义与和平。

对于一个基督徒，这意味着我们首要关注的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奥古斯丁的作品，以及之后尼布尔的政治思想，都认为社会的质量取决于构成社会的个体之品格和本性。他们帮助我们认识到，正义与和平即使不能被完全实现，但其关键在于个人的良善意愿。实际上，如果人的特性阻碍社会，那么同样也能够提升社会。因此，基督没有留下特别针对政治体制的教导，这也是合理的。但他却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 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24]。将这些原则活出来也许并不能够制造一个完美的社会，但基督的好消息令我们坚信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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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on, “Liberal Id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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